康定的12月，正是隆冬。12月10日的这天旁晚，刺骨的寒风带着尖利的哨音，呼啸着，在狭窄的街面横冲直闯。街道两边低矮的木板房屋檐下，吊着碗口大小的冰柱，凹凸不平的街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却很坚硬的冰。李良瑜下意识地用手抄紧棉布长衫，习惯性地用眼睛余光注意着冷清的街面，他在结冰的路面上小步快走，急着赶回自己的住处。他刚从设在康定北门“娘娘庙”里的《西康日报》编辑部出来，他和“新民主主义联盟”的几个成员开了一个短会。

　　《西康日报》在几个月前，因为省政府拿不出钱来维持，处于停刊状态。编辑部几个人也散得差不多了，在编辑部兼职文艺副刊《金川》的编辑张世勋此时也按“新联”的指示，到甘孜去秘密筹建甘孜县的“新联”组织。空荡荡的“娘娘庙”，正好成为“新联”在康定城里一处秘密的临时碰头的地方。

　　离开半年多的陈宗严从雅安芦山赶回来，带来了他们盼望了很久的好消息。在7月，陈宗严由在雅安的地下党员周戈西、马有均两人介绍，经中共地下党川西边临时工委批准，在雅安芦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好消息是李良瑜由地下党员喻雅夫、张新明介绍，在12月初也被批准入党。在西康省省会康定的“新联”现在由中共地下党川西边临时工委领导，根据形势，党组织对“新联”当前工作的指示如下：一是对“新联”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对成员重新登记，条件具备后，“新联”应更名为“新协”；二是为迎接解放，开展敌情、社情调查；三是开展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在工农群众组织和学生组织中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处于亢奋中的李良瑜，回忆起由他和陈宗严、夏正中发起在康定秘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联盟”的经历，想起了那个斯文、儒雅的胡立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以刘文辉秘书身份，到康定来列席参加“西康省参议会”的胡立民竟然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就是这位解放以后一度担任过西康省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的胡立民这次到来，才让李良瑜他们读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全文，胡立民还告诉说，康定的“新民主主义联盟”也可以如成都的“民主青年协会”那样，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组织。让李良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胡立民离开康定后却再也没有了消息。

　　后来才得知，地下党有严密的纪律，像“新联”这样的群众自发组织，没有经过党组织的多方面考查，不会轻易地进行联系，更不会随便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现在好了，总算找到了党，自己也成为了党组织中的一份子，李良瑜甚至想唱两句什么。

　　刘文辉和其他两个川藉国民党将领宣布西康省、四川省和平起义的消息是李良瑜、陈宗严、黄启勋、夏正中、铁佩芳等“新联”领导和骨干刚才重点讨论的事情。马上要动手做的事情很多，大家商定由李良瑜先回来拟一个内容纲要，明天大家再讨论。

　　赶回住所的路上，李良瑜已经在心里理出了一个头绪，首先，从“新联”内部来说，先得尽快行动起来。徐锐、任旦等几个人要把在康定的几所学校的教师、学生动员起来，让才成立的“金沙江青年联谊会”发挥作用；铁佩芳、凌崇德、邹尧等人负责妇女运动，也得想出些新的形式来；刘增宜等人在瓦斯沟、生杭等乡村组织的“工农联合会”、“青年农民屯垦会”争取要有武器，有利条件是刘增宜、黄飞腾等人都在军队内部有中尉教官之类的身份；其次是得赶紧通知泸定的“新联”组织负责人席珍，通知德格的“新联”负责人朱丹，还要通知专程从康定到甘孜去筹建“新联”组织的张世勋，总之，凡是有“新联”组织的地方都得有行动。

　　此外，要主动去和“中国民主同盟”康定分部的负责人朱刚夫取得联系，李良瑜知道，朱刚夫这位曾经担任过一年稻城县县长的湖南人，回到省会后在“西康省设计考核委员会”供职。这个委员会和省政府其它许多机构一样，5月就被西康省政府疏散到雅安去了。他却以种种借口留下没有走。有段时间，他以经商的由头经营了一家“民众书报社”，因为出售进步书籍，让国民党特务查禁。

　　就目前看来朱刚夫还不好公开露面。但是“民盟”里面还有王光璧、陈雨时、张子惠这些人，他们几个人有的担任过学校校长，有的任过《西康日报》社的总编、社长，都是些在康定有影响、活动能力很强的人物。但是，这些人也都是被国民党特务暗中监视的对象，与“民盟”的联系还得想些办法，不能公开暴露“新联”，也不能让“民盟”暴露。

　　还要同“民革”的李文璧、吴焕文、王福德这些人联系，“民革”中的好些人都是省会几所学校的老师、现任校长，在青年人中极有号召力。他们在十分活跃、早在前几年就成立了的“政小联谊会”和刚成立不久的“金江青年联谊会”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民革”的一些成员，由于分布在各行各业，同西康省政府里方方面面的人都说得上话。“新联”、“民盟”、“民革”联合起来行动，力量就更强大了。李良瑜走着、想着，不觉就来到了自己的处所。

　　李良瑜的住处，在一个康定人称为“通元宫”的地方。有时，人们又把这里叫做“德备坛”。这是一个道教的道观，里面没有庙宇里人们通常见到的木雕、泥塑的神像，在正中的大殿里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的黑漆金字牌位。两侧的厢房，有些破败，好长时间来就成为了外地来康定谋生人们的栖息处。

　　1939年西康省把省会定在康定后，省政府各级官员带领一大批工作人员到了康定，住房却成了难题，像省主席刘文辉那样有能力修建自己公馆的人实在不多。身为代主席的张为炯看上了一处原为“锅庄”，找到了因无力维持，靠出租房间过日子的破落“锅庄”主，把这处康定人叫做“育卡瓦锅庄”的旧房全部租下，经过培修，搬了进去，人们就把原来的“育卡瓦锅庄”叫做了“张公馆”；唐英师长干脆买下了破败的老旧“孔达瓦锅庄”，也是修饰一通，作为了自己的住房，人们就把这儿叫做了“唐公馆”。一般的工作人员就没有这个能耐，找到处能避风遮雨的地方也就不错了。

　　李良瑜是四川郫县人，1943年，在雅安进入了刘文辉开办的“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团”受训，而后，单身一人来到康定，在省政府秘书处人事室上班，这个处所是托熟人找到的。

　　通元宫坐落在康定闹市，走几步就上中桥。这处道观背靠山坡，面对大街。大门外侧边，还立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前，有一尊石刻的“阿弥陀佛”像。进门，大殿、厢房前，是一块宽敞的院落，院落中间矗立着一座砖砌的“惜字库”。大殿后面近山坡处，一座八角亭，据说是仿成都青羊宫的八角亭而建造的，通元宫是康定城中的一景。1949年上半年，西康省政府把大批人员疏散去了雅安，偌大的地方就只有李良瑜一人居住，倒也清静自在。

　　尽管人们已有了时髦的钟表，可康定城里还有人打更，在昏黄的油灯下，李良瑜听得清楚，二更打过了，三更也打过了。直到四更也打过，李良瑜总算是草拟出了供大家讨论的“迎接解放之活动计划”。李良瑜听说过康定城从来不打五更，是因为康定跑马山后面的一个海子里，那个龙王总是听到五更声响就要操练他的虾兵蟹将，他练兵倒不要紧，可海子里的水就会汹涌而出，康定城就会被淹没。因此，康定城里从来不打五更，四更一打过，离天亮就快了。

　　李良瑜赶紧躺下休息一下，不想刚睡了一会儿，就听到茶店街那边人户里的公鸡叫了。急忙起来，把昨晚拟出的稿子看了一遍，收起来放好，这才赶去上班。进省政府院落，先上二楼，到在民政厅上班的陈宗严那里打了一声招呼，暗示他，草稿已经完成，可以通知开会了。见陈宗严已经会意，便匆忙回到秘书处人事室办公室。

　　灰蒙蒙的云层把康定四周的山压得比平时都低矮了许多，除了冷风刺骨，还是不像要落雪的样子。碰到的人都无话找话，有的说，不下雪的干冷真不好受，有的说，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呢。人们的交谈毫无例外地都是在拿天气说事。

　　省政府内的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各厅各处，都由厅长或处长在召开小型会议。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也显得行色匆匆，人人见面，都在用目光询问：听说了吧？即使要摆几句龙门阵，不知不觉中，人们都把嗓门压得很低。但也看得出，有人面露微笑，也有人显得心事重重，有的人则是一脸的惶恐不安。

　　快到中午时分，只见省府警卫团的两个士兵从省政府大门外如飞而来。有人在问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李良瑜闻声也跑出办公室，只听到其中一个士兵跑得气喘吁吁地、答非所问地说，要见王司令、要见王团长。

　　这里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就是王玉岗，是西康省省会、康定警备司令部司令，王团长也是王玉岗，他是省府警卫团的团长。大家眼睁睁地看到两个士兵跑进省政府后院，却都不愿意回办公室，站在院落里、屋檐下，纷纷交头接耳，胡乱猜测。正在此时，就听到后院响起了集合士兵的哨声，急促、尖利。

　　不大功夫，三十多名士兵，边扎腰带，边狂奔，曾经担任过警备部谍查小组长、现在是警卫团一个排长的张俊清，用他那浓重的天全口音吼道：林老二，你丫妈的比，跟老子跑快点！

　　站在办公室外的人们到底打听出了点名目，一个跑杂务的人从街上回来说，康定中央银行那边出事了。

　　这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事情，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已经贬值到了不值一文，老蒋宣布废弃已如废纸的“法币”，改发“金圆券”，更使市面上物价突飞狂涨，五亿元的“金圆券”才能换一块银元，而粮食等必需品价格上涨了约九亿倍，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地处边地的康定却又出现了现钞奇缺的怪事，康定中央银行便想出了在康定城中使用所谓的“本票”进行买卖的办法。

　　这个办法针对的是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康定的好多人却都心知肚明，警备司令部王玉岗司令等人因为暗地里从事鸦片烟生意、枪支弹药生意，想提多少现钞就提多少现钞，想半夜提，决不能等到天亮，康定中央银行连屁也不敢放。

　　自古以来，康定地方虽说商贸发达，而当地却不能出产粮食、菜蔬，日常生活所需都要依靠泸定、汉源一带运来供应。因而有“搬不尽的汉源街，填不满的打箭炉”的说法。

　　可是现在却让汉源等地来的商贩们感到为难，出售了货物，得到的却是“本票”，要离开康定，必须先到康定中央银行兑换现钞。而康定中央银川却又规定，每次只能兑换一定数额的现钞，多了，须出具某个机关的证明。小商小贩们上哪里开证明？时间一长，对康定中央银行的怨气化为了怒火。

　　这天一早，在天都没亮的寒风中好不容易等到了康定中央银行开门，又冷又饿的人们还是兑换不到现钞。忍无可忍的人们愤怒了，吵闹得不到结果，就用石头狂砸康定中央银行的门窗。康定中央银行的“库系长”名叫胡行，“营业系长”名叫任一方。有人就把他俩的名字合在一起写出了一幅标语：打倒胡行一方的中央银行！这时候，这个“行”不再读银行的“行”，而得念为行走的“行”。

　　王玉岗派出的这队兵士，一赶到就朝天空放了几排枪。围观的人群一哄而散，而那些想拿到现钞回乡的人虽说大多是胆小的乡下人，现在被生计逼慌了，饿死是个死，被抓起来关死、打死也是个死，总之是个死，不怕，换不到现钞就是不散。张俊清当即命令抓了几个人，没想到这却惹恼了散开了的人群。

　　也不知是怎么形成的，康定这地方的人有个习性，爱凑热闹，有事无事，有个由头就要起哄。同时康定这地方的人又有些古道侠义，看到不平，就要出手相助，那副标语，就是以吴焕文为首的几个肚皮里有点墨水的康定人帮忙写出来的。

　　康定人帮忙，还不光是言语尖刻，康定人打抱不平，还敢出手，手里抓到什么，什么就成了武器。看到士兵抓人，本来已经散开的人群又返回来，反把那队兵士围了起来，一时间，康定中央银行大门前人声鼎沸，群情激奋。

　　正在召集唐英师长、省财政厅张先春会办、省政府秘书长陶世杰商量明天有关事情的张为炯，听了警备司法部王玉岗司令的汇报不由大吃一惊，急忙传令放人，要康定中央银行赶紧如数兑换现钞给那些要回乡的商贩们。为了稳妥起见，张为炯又请财政厅李先春会办赶紧去一趟康定中央银行，要他去传达省政府的意思，在这非常时期更要注意应付门面，防止出事。

　　有了省政府张代主席的严令，加上李会办又亲自到场对康定中央银行陈说时局，晓以利害。康定中央银行到底把那些小商、小贩们手里的本票换成了现钞，小商小贩们拿到现钞又赶紧去找人、找地方换成银元，一场风波总算没有酿成大事。

　　由省政府各厅长、处长们召集还没有疏散去雅安的省政府职员们开的小型会，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在中午过了才开完。没有参加会议的李良瑜也在下午得到通知，明天上午十点，有重要会议。省政府内所有职员，都必须准时到会。

　　会议是明天才开，今天的饭却不能不吃。省政府的职员们这些日子来，吃饭成了大问题。原因是省政府已经窘迫到没有钱给职员们发薪水了。西康省政府刚成立那阵，人们领到的薪水还是“法币”，可是到了后来，省政府发出的“法币”一再贬值，买不回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省政的职员们就拒领“法币”。

　　让省府感到难堪的是，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手握财权的李春先，暗地里贴出了“要想吃干饭，打倒李会办”的标语来。张为炯大怒，下令追查，那标语却升级了，变成了“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可了不得，再查下去，说不定要出现打倒省政府的标语来。经过再三努力争取，争取到了刘文辉主席的同意，西康省政府的职员们的薪水才改为发银元。本来，如李良瑜每个月要领四个半个银元，可最近几个月来，除了当官的，每个职员一个月只能领到一个银元。

　　而银元又不一样，如果领到四川造币厂的“川板”，银元还是银元，可是同“闭眼袁大头”那种银元相比，要少买一升米。领取银元时，人人都争着要“闭眼袁大头”，不要“川板”，也不要云南钢洋。这可愁坏了发薪水的人，但还是有办法解决。找来一个口袋，把这些好不容易才从不同渠道凑起来的银元装进去，人们在领薪水的花名册上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后，各人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但不允许手在口袋里停留，伸手进去抓到一块银元就得赶快把银元出来，摸到哪种银元，就是哪种银元，全凭各人的运气。

　　李良瑜的午饭在两岔街的铁匠铺。成天叮当作响的铁匠铺当然不是饭馆，是打铁的地方。那个姓伍的老铁匠为人和善，他每天都要为那些从各地来的马帮打马掌，以此来维持生计。铁炉从早到晚都炉火熊熊，没有火苗的炉灰就用来烧开水，煮饭。

　　也不晓得是哪个开的头，李良瑜和省政府的一些没有家室的职员，早上用一个搪瓷缸，抓两把米放进去，掺上水，路过两岔街铁匠铺，就把搪瓷缸放到炉灰里，中午就来取走。老铁匠一边打马掌，一边帮他们照看，从来没有让饭煮焦糊的事情发生。李良瑜和省政府的职员们对这个老铁匠都心存感激。

　　有着西康省政府参议身份的曾文甫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民盟”成员身份，好多人只知道他是《西康日报》的记者、编辑和康藏通讯社的记者。《西康日报》停刊以后，他也清闲起来，但他还有一份差事，他是成都《工商导报》驻西康的记者。虽然如此，他也还是一个要到铁匠铺借火煮饭的单身汉。

　　这天中午，他又和李良瑜不期而遇，就对李良瑜说，他还有点“夹江豆腐乳”可以下饭，李良瑜说，正好，他还有点涪陵的榨菜。两人就结伴到大石包街上的“同乐茶园”去，花两个铜元买两碗茶，就着豆腐乳、榨菜吃午饭。李良瑜穿长衫、曾文甫穿西服，穿戴如此的人，即使没有饭吃，也是要坐茶馆的，在康定城中司空见惯。

　　中午已过，一天到晚都不休息的寒风依然吼叫着，卷起灰尘、纸屑、马粪渣满街乱撞。城镇上空的灰色云层让人觉得天就要黑了，天气还是那么冷，路上行人稀稀拉拉。

　　一路走来，曾文甫轻轻敲打着他装有半干半稀中午饭的饭盒，对李良瑜说道：“康定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一天两顿，你我就吃点稀饭！白人老弟，你说，这个社会再不变还有没有天理，那些下力人，就连稀饭也要吃不起了”。

　　李良瑜这个人，年纪青青，却是满头白发。有一个说法叫做“少年白”，可是更奇的是他连眉毛也是白的，因此，他在康定城中有个人人都知道的外号，叫做“白人”。也是这个原因，李良瑜迟迟没有被批准入党，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像貌特征太突出，从事地下工作容易暴露。此刻，听了曾文甫的感叹，李良瑜微微一笑，回应说：“是呀，是呀，康定的冬天实在是冷。不过，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不是？快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