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最先是指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以茶和马进行交易的活动，但发展到了后来，专指的是汉族地区的以茶为代表的包括粮食、盐巴、布匹、绸缎、白银、铜铁及日用百货等在内的汉地物资，与藏族地区的以马为代表的包括畜产品、高原药材、黄金及各类土特产品等物资进行贸易交换的商贸活动。

　　简单追溯历史，茶马互市起于唐朝时代，北宋朝时期发展很快。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疆土的丢失，不能从北边得到战争所需马匹，南宋朝庭对西南方向的马匹需求量迅速增长，贫弱的南宋朝庭更需要茶马交易的税利，以弥补和支撑风雨飘摇的政局，以茶求马的交易活动更加频繁。到了元、明时期，茶马互市已从“官卖”为主转为民间贸易为主。清朝，更没有把购买马匹作为首需，看重的是茶马互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从北宋熙宁年间到清朝初期，打箭炉邻近之地都是“南路边茶”总汇地。所谓的“南路边茶”，是指产于四川雅安、荥经、名山、天全及邛崃等地的茶叶，以人力搬运到打箭炉后，再以畜力往折多山以西转运。再经过理塘、甘孜等地再中转朝西藏、青海等地贩运。

　　而到了清康熙41年（公元1702年），朝庭在打箭炉设置茶关。至康熙45年（公元1706年），建成泸定铁索桥。进入打箭炉的交通改善，打箭炉的茶市更为兴旺。龚伯勋先生考证：“乾隆年间，各地茶商每年在打箭炉销售的茶叶，就已达十万零三百多引。按一道引贩茶叶一百斤计算，纳税银一钱八分计算，一年销售的茶叶在一千万斤以上，征收税银一万八千零五十八两”。

　　到民国时期，康定已经发展成为川边一大商贸重镇，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民国政府发布《全国商会条例》，定上海、汉口、康定为“总商会”，其它城市都称为“商会”。把康定的商会定为与上海商会、汉口商会置同等地位，康定位列全国“三大商埠”之列，可见当时康定在全国商贸活动中的地位。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当时人口还不上万的康定城中有商户达到250多户，但张央先生却根据他的经历、见闻说：“……城中有300余家汉、藏行商、坐商的生意，造就了炉城的繁华……”

　　打箭炉商贾云集，茶市兴旺，更带来了商贸百业活动的繁盛。有记载：“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类似的许多记载由张央先生、龚伯勋先生收进了他们研究的著述中，对于茶马互市带给打箭炉的繁华作了肯定。于是，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都没有的一个独特现象——锅庄。

　　“炉城四十八锅庄，故事而今半渺茫”。写这首诗、发出这个感叹的贺觉非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对锅庄已经感到“半渺茫”，到了如今，康定城里再也看不到锅庄的影子，今人已经完全“渺茫”。

　　首先是对“锅庄”的理解，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很多人一看到“锅庄”一词，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风行康藏高原上的一种圆圈舞蹈。但是在康定城里的锅庄却与这种舞蹈的联系有些扯不上。其实这种圆圈音译为“锅卓”要近似一些，因为“卓”才是舞蹈的意思，而“锅”或“果”的音译，是“围”、“圆圈”的意思，“围在一起舞蹈”才为今天约定俗成的“锅庄”这种舞蹈形式。

　　一些人以为“锅庄”就是火塘，三个支架上安放一口锅。这种说法却与康定城特有的“锅庄”有一些关联。贺觉非先生考证说：“藏语呼作‘独吉’者凡十三家，计户以锅，每一‘独吉’有大锅一口，锅作桶形，取暖煮茶用也”。这里所说的“独吉”，指的是用石片铺地的较大院落。在打箭炉城内用石板铺地的十三户“独吉”，据龚伯勋、张央、骞仲康、郭昌平等人考证，其实就是明正土司属下的十三个头人最先设置在打箭炉城中的办事处。

　　龚伯勋等先生认为，这十三个头人的办事处，设置之始就称为“古草”（又音译为谷昌），汉语意为“代表”，而“代表”的就是十三个头人到此地来听候明正土司的派遣。头人们的身份都是“古曹”（又音译为谷章），意为“贵族”。“古草”（谷昌）、“古曹”（谷章）与“锅庄”的发音都很相近，先生们考证说，这极有可能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锅庄”一词的来由。

　　随着商贸日益兴旺，打箭炉的“锅庄”也由最先的十三家，发展到了四十八户，盛极之时曾有大小“锅庄”70余户。如果说，最先的“锅庄”是为明正土司服务，带有明显的政治行为，到了后来，“锅庄”则完全转变成为了服务于贸易集市交易的、具有客货栈性质的商业行为。

　　“锅庄”是来往客商下榻地，是来往货物的存储地，还不仅如此，“锅庄”主还是促成交易的中间人、经纪人。促成一单生意，“锅庄”主按比例收取一定的佣金（当时称为“退头”）。买卖双方都因为“锅庄”主的行为，感受到了方便快捷，货物资金的流动快速，生意自然兴旺。“锅庄”坚守诚信，无论代为保管货物，还是代收、代支钱票都为买卖双方作想。集旅舍招待、货栈存放、骡马寄养、乃至承办少量现在所说的“金融业务”于一身的“锅庄”也由此兴旺发达。

　　现在的人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锅庄”的模样，根据口传和龚伯勋先生等人的研究，当年的“锅庄”，有点类似人们较为了解的“四合院”样子，四周有乱石砌成的围墙，围墙内有用石片铺就的院落。呈凹字形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上为接待来往商家和旅人食宿处，楼下为货物堆放地。转过一楼一底的楼房，后面有拴牛、拴马的露天坝或简易木棚，以及堆放柴草的场所。“锅庄”规模不同，较大的如“瓦斯碉锅庄”，有客房多达30多间，而一般“锅庄”有客房从几间到十多二十间不等。相同的是，不论“锅庄”规模大小，都有一间类似客厅的房间，这里既是接待客人的场所，也是可以进行生意谈判的所在地。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每个“锅庄”接待的客商相对固定。尤其是从“关外”地来的藏商，他们的下榻处，货物寄放处不会轻易变动，对于他们，熟悉了，做生意方便，对于“锅庄”主，则意味着有较稳定的客源，稳定的收入。但是，一当常住的客商离去，“锅庄”主们也欢迎其他客商、旅人入住。在清朝中期，“锅庄”的生意十分红火，这种现象延缓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

　　可以说，是茶马互市、商业活动的兴起，直接促使了打箭炉“锅庄”业的发达，也使打箭炉出现了别的地方没有的“缝茶业”这个行业，进而打箭炉的制革业、搬运业也围绕茶叶贸易、其它货物的贸易而兴起。

　　打箭炉成为了茶叶及其它货物的中转、集散地，相应就会催生一些行业的产生、发展。“缝茶业”即其中之一。所谓“缝茶包”是因为从雅安等处运到打箭炉的茶叶，全靠人力背来。背来的茶叶包，都是方便放在“背架子”上的长条形包装。而要从康定再往藏区各地、牧场深处贩运，主要依靠牛力。这就必须把长条形的包装改为方便牛马驮运的、稍短且利于放到牛马背上的包装。将长条形改为方形包装后，为防贩运途中的雨雪，都要用牛皮进行包裹，牛皮接缝相连用牛毛线缝上，这就是“缝茶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甲珠娃”，意为“专为茶叶缝包者”。当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还有后人，他们回忆说：在茶业兴旺的年代里，他们的先辈每天都非常繁忙。

　　因为包裹茶叶要用牛皮，牛皮包裹的最大好处是不怕雨淋，也能有效减低遥远路途上的磨损。没有经过专门处理的牛皮称为“生牛皮”，生牛皮不能用以包裹茶叶，把“生牛皮”制作成“熟牛皮”才能使用。制作熟牛皮不仅要用硝水浸泡，更有清洗、搓揉、晾干的一整套流程。其实用以包裹茶叶包的牛皮并没有制作到可以用来制作藏靴、藏袍的那种“熟”的程度，仅是把附在牛皮上的牛毛尽可能地除掉。被认为是合格的“熟牛皮”最后才被分割开来、或割成条、片使用。

　　“锅庄”既是迎来汉地茶叶的地方，也是发出茶叶到藏区各地的场合。为了方便重新打包，减少转运过程，于是，许多“锅庄”兼有皮革制作的作坊性质，“锅庄”内设内有浸泡牛皮的水池，制好的皮张直接割条缝包，省时也方便。大一点的“锅庄”内不仅有“缝茶叶包者”长住，还有一批专门从事皮革制作的人们在不停忙碌。

　　打箭炉，依山为城，二水交汇，一条山谷而已。就是因为以茶马互市为主的商贸活动，带来了繁荣，造就了今天康定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