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自古以来,文化都被统治者、领导者所重视。在中国古代,除战时外,多是重文轻武的,比如上朝站位,一般按照文东武西,排成两班,而古代皇帝多以坐北朝南位置布局,因此为文左武右,左为大右为小是古代的约定俗成,因为孔子的原则就是“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又如上朝官阶,有的朝代,文官五品即可上朝,而武官需要四品以上;还有官服也存在区别,文官图案为禽鸟,武官图案为猛兽。抑或于此,便勾起了我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兴趣,也就有了《一座城池的文化史观》一书。在此书出版之际,欲借此机会与朋友们交流沟通下创作的感受与体会。
首先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说过,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方法。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也提出了厚化文化的观点。当代领导者如何治理城市,特别是从文化视角来加强城市建设,尤其需要研究城市文化历史,进而找到破解问题的症结和妙招。
我想,我们研究成都文化发展,正是古为今用、厚化文化的基础工作。所以,我们要用心去把它做得更好更实更细。当然,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不单单在用这么功利的视域上,它还有认识城市自我的价值存在,也有保护传承城市文化的心灵期盼。
在开发利用城市文化时,还不能有竭泽而渔的思想,而应秉持厚化的理念,力争在开发利用中不断健硕我们的城市文化,进而增强城市的历史感和文化味。
其次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成果运用。文化的发展规律,从纵向上讲要在继承基础上谋求发展,从横向上讲要区分学习借鉴与生搬硬套的界限,坚持做到善于借鉴、善于学习、善于运用,切忌拿来就用,而不拿来就化。从这一点上讲,我没有把自己的书稿当成文学产品,而是作为了一个学术作品,寄希望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自然不喜欢用合成谬误原理来炒作。比如某些明星利用各种手段顶红,又如某些学者采取打嘴仗炒红等等,目的就是想促进他们的文化产品走俏。而我愿意自己的作品是历史的产物,让城市去自觉接纳它,而不寄希望市场去认可。
当然,不同作品有不同的需求,譬如我的文学作品《成都散记——在王家塘的青春岁月》《街娃日记——一位街道纪工委书记的365天》,这些是从300多万字日记中凝练出来的产品,自然愿意出版公司开发推销模式,促成这些日记体小说走红。所以,我们对研究成果的运用,不要拿一把尺子来量宽度,而应学会多样性手段应对时局。
再次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表现形式。历史最初的涵义是询问或调查,后来延伸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而文化也有多种论述。 尽管如此,但我在撰写文化随笔时,没有用学术的思维去驾驭,因为那样太过于严谨,太过于讲究深度,太过于讲究细节,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章的质量。于是乎,我的文化随笔就一点而着笔,淡淡地,没有那种浓烈感,不是我无法完成,而是觉得没有必要。所谓随笔,就是要随心所欲,不必受太多的约束。
否则,按照学术作品的要求,文稿就需要更多打磨。同时,我不想用学术的方式研究城市社区文化,因为那些砖块式的文学建筑物,属于小众的,而非大众喜欢的东西,因而对本书的定位,我觉得亦学术专著,亦文学作品,介于二者之间,两种产品皆可。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文章时,有可能只是盛夏的消暑片,绝没有治疗感冒的功效,但确有一点轻松惬意的快感,这就是我撰写随笔最本真的思想。
第四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文本架构。本想从历史文化、当代实践与未来思考着手,对撰写的100余篇文章进行分类,可我在与中纪委党建文化专家互动后发现,一座城市永远都离不开廉洁文化的建设,比如他讲到的城市管理者抓文化建设上,假如廉洁的干部去执行决策,建设方案自然科学,倘若干部不够清廉,在决策中参杂着私欲,那最终的决策就不够理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体现在决策上就极为明显,但又不能用廉政文化,廉洁可盖全民,而廉政则只是为官者;加之青羊区纪委在西村打造了廉政动漫基地,说明廉政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有一席之地,于是决定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书稿之中,并作为本书的一个子单元,以此确保研究与工作相统一,真正做到以工作推动研究深化、用研究成果促进工作开展。介于此,我在重构书稿时,先是想把廉政文化独立成章,但觉得紧跟着历史文化、文化实践和未来思考,显然不搭,于是采用了现在的文本架构,既保留了原来的思维痕迹,又吸纳了专家的建议,将廉洁文化、历史文化、非遗文化等作为二级目录,植入第一部之中,从而使书稿显得更为大气。客观地讲,我的这个分类很模糊,彼此之间存在交集,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够清晰,要说逻辑上存在问题又不是,因此也就马虎了下。
第五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责任担当。历史是红线,文化是明珠。在研究成都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我始终紧握手中的红线,力争将散落在城市中的文化拾缀起来,然后把其串联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普通劳动者。
因此在三个方面有所坚守,一是讲真话。坚持继承巴金的思想,讲真话,做实事。我在研究成都文化建设中感知,虽然可以用成绩卓著、彪炳史册来形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为此,我没隐晦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讲了出来,这会存在两个后果,一方面让建设主体不高兴,认为我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孤陋寡闻、知识浅薄,所言及的观点太肤浅。
然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学者必备的素养,也是一个市民应有的责任。二是巧落实。客观地讲,在研究文化建设时,我坚持落小落细落实,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做,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三是常思量。客观地讲,搞研究也需要智慧,而智慧又来自无私,因为无私乃百智之本,正所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为此,很少受外界干扰,始终坚持一心一意,自觉秉持种豆哲学,即你种豆得豆,不可能收瓜。《文化史观》就是一个例子,远不如散文集《一颗红心向着党》花的精力多,因而书稿的质量也就不可相提并论。
第六是研究城市文化历史的方法阐释。关于研究方法问题,我秉持的是实践法则,特别强调体验价值,并非进行纯学术性探究,因此案例解剖的多,以期从个体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从点线到全面,由此找寻到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新思维新路径新方法。也有人对我说,我们都站在时间的转盘上轮回,即使你不去努力研究它、思考它,这城市文化仍旧会跟着时间的转盘行走,但我觉得人应该为社会做点事儿,尤其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能推动城市文化发展,因此我怎么也停不下研究的脚步,这或许受了杨绛的影响,她在100周岁诞辰时说过:“年轻的时候一切都爱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结果呢?这个世界完全是自己的,与别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把这一研究目标确定后,没管朋友意见,利用业余时间,不余遗力推进,尤其还特别重视研究方法,取得一些成果。但这些成果质量不高,就说研究领域覆盖都存在问题,在成都,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诸如三国文化、古蜀文化、党建文化、工商文化、诗歌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革命文化,但我所关注的对象仅仅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粹片化的研究成果,自然会影响整个书稿质量,为此希望读者理解与支持。
郭子久2015年10月8日书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