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轻灵飘逸而富有音乐感的诗，和他那绮丽潇洒“浓得化不开”的散文，为中国现代文学添上了一笔浓重的色彩。但他的小说或许是由于数量不多，或许是由于他的诗和散文名声太大，常被人们所忽视。尽管他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涉及的生活面不狭，善于心理描写，注重环境氛围的渲染，既有朴实的篇章，也有富丽的篇章，大多小说采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去捕捉急速跳动的神经作用，这正是志摩所长。从总体看，他的小说和他初期的诗一样，处于多种体制的试验阶段，就凭这份热情和勇气，也是值得我们缅怀的。

　　1930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徐志摩的短篇小说集《轮盘》，共收短篇小说十一篇，集外小说有未完稿《珰女士》和四篇童话，总共十六篇作品。

　　在翻译小说方面，1927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共八篇，集外短篇小说五篇，长篇小说有《涡堤孩》（富凯著）、《赣第德》（伏尔泰著）及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詹姆·司蒂芬著），加起来也是十六篇。

　　以上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合起来共三十二篇，约四十万字左右，就以他仅十年创作生涯来衡量，也不算少了。本集为全面展示作者思想与艺术演变的全过程，特按编年体排列，分创作与翻译上下两部分，有删节。

　　二

　　徐志摩早在中学时代就是个小说迷。郁达夫是他在杭州一中时的同学，郁达夫在《志摩在回忆里》说：“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试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当时志摩看了哪些小说，现在已无从考查。但他在1913年杭州一中校刊《友声》第一期写过一篇有关小说的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若科学、社会、警世、探险、航海、滑稽等诸小说，概有裨益于社会，请备言之，科学小说，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兴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警世小说，历述人心之险恶，世事之崎岖，触目刿心，足长涉世经验；探险航海小说，或乘长风，破万里浪，或辟草莱，登最高峰，或探两极，或觅新地，志气坚忍，百折不回，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至于滑稽小说，虽属小品文字，而藉诙谐以讽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适性，解愁破闷。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不仅读过很多小说，而且各类小说均有涉及，否则是无法写出这样论文来的。那时作者仅十七岁，但他已强调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并要借助小说来推动社会的改良。这是一篇研究徐志摩小说不可忽视的文章。

　　1918年8月他赴美留学，1921年又横渡大西洋转往英国剑桥大学学文学。他在海外结交了不少文人学士，社会名流：迪金森、罗素、罗曼·罗兰、魏雷、卡因、韦尔斯、开恩司、嘉本特、瑞玦慈、傅来义、哈代、曼殊斐尔，回国后又结识了泰戈尔，他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精神上的糕粮，和人之为人的立身之本，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都转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在欧美期间读到了康赖特、契诃夫、曼殊斐尔、胡尔弗夫人、司德策謇、梅耐尔夫人、潭野衲、乔治马、赫孙的名著。志摩认为这些人的文章，才称得上文章，因为他们用完美的字句，表达了完美的意境。

　　三

　　在志摩的心目中，一篇如意的小说应该是：“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精密的结构，电异的闪光。”也就是说一篇上乘的小说必须是有真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生动的意境，框架结构是紧密的，又是流通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心灵的光辉和智慧。如果用他对小说的要求去衡量他的小说实践，两者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确实在朝这方面不断探索。我们不妨用他最早的三篇小说来分析：

　　《春痕》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中的主人翁逸就是惨死在辽东半岛的林宗孟先生，他是林徽因的父亲，是志摩的忘年交，他爱文艺善书法，年轻时风流倜傥，年过半百时，依然“万种风情无地着”。

　　《春痕》情节跳跃性很大，他的重点不放在编织故事上。全篇四节，各选择瑞香花、红玫瑰、茉莉花及桃花李花，分别代表春、夏、秋和十年后的春天，各具象征性。它象征逸与春痕姑娘的爱情，由萌发、升华、枯萎，转向幻灭。但作者并不局限于向我们讲一个一般性恋爱故事，而是告诉人们人事有代谢，沧海变桑田、青春会老、美会变丑，原来精神现象也受着物质法律的支配。全篇充满诗情画意，浓墨重彩着意渲染意境，采用象征和对比手法，和散文诗一般的语言，这些都是志摩小说所长。但他拙于编故事，也没悬念，也就是志摩自己所说：他的这路笔不会转弯子。

　　《两姊妹》写一位神经质的姐姐和一位有残疾的妹妹，蜗居在二十一年前母亲死后所承管的老屋里，过着呆板、无聊、寂寞的生涯，缅怀失去的青春、爱情和欢乐。小说用邻居们热闹的舞会、女用人的幽会来反衬她俩的孤独与凄凉，这种马后桃花马前雪，令人一步一回头的心态是人人都可能遭逢到的。这是很平常的题材，但写作高手，不会猎奇，他要开挖的东西，是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的，正是他在《再说一说曼殊斐尔》所说：“谁要是能说一句话或一篇话，只要他那话里有一部分人人想得到可是说不上的道理，他就是圣人。”这篇小说作者采用的语言比较平直，采用环境描写和人物对话来表达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心态。我认为这篇小说受曼殊斐尔的影响很明显，写作手法上异于《春痕》。

　　《老李》又名《老李的惨史》，这篇小说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老李的原型就是志摩在杭州一中时的同学李幹人，李幹人死后志摩还写过一副挽联：李长吉赴召玉楼，立功立德，有志未成，年少遽醒蝴蝶梦。屈灵均魂报砥室，某水某邱，欲归不得，夜深怕听杜鹃啼。这挽联写于1914年初，而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清末，浓重封建势力正钳制着要投胎的灵魂。从“立功立德，有志未成”诸句，也可看出志摩对李君的评价。

　　但这篇不是传而是小说，当然里面有作者的虚构与想象。这篇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又不同于《春痕》与《两姊妹》，他没有在语言上下功夫，文字是朴实的。他在这篇小说里比较注意结构，有情节、有故事、有起伏、有虚有实，有强烈的对比度，写老李是实写，写他的正直、热心、无私和一丝不苟的办事精神，生活习惯虽然怪，但怪得憨厚可爱，人物是可亲可信的。孟甫是虚写，写他的贪婪、腐化、狡诈和残暴。实与虚、善与恶对比强烈。知县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猛三又是一对陪衬式对比，知县从总体上说他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但热心于公益和思才若渴的清官还是有的。故事是以血淋淋悲剧结束的，作者的用意可能是要揭示灵魂的罪恶，但作品在客观意义上不止于此，它抨击了封建制度的罪孽。

　　从他最早的三篇来看，题材不同，写作手法也各具特色，这说明作者从一开始写小说就在寻求多种表现手法，为要投胎的灵魂，搏造各种式样的躯壳。

　　四

　　志摩后期的两篇小说：《死城》《珰女士》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作者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

　　《死城》的时代背景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以廉枫夜游为走向，划出了从前门到城根墓地的写作空间。全文紧扣着一个“死”字，城楼像骷髅，大街上虽然热闹，却像丧事人家的鼓吹，街灯像鬼火，浓霜、冷月、枯芦、狐鹜、西山紫气，北京成了一个死城，成了一堆死灰。而东郊民巷——这国中之国——帝国主义禁地，有六尺高，一脸糟斑的大汉守卫着，里面有欢乐和笑声，却不让中国人靠近。廉枫与守坟人的对话充满着对穷苦大众的同情和对病态社会的愤慨：人民一年比一年苦，大米一年比一年贵，冻了更饿，饿了更冻，大雪天连狗也瘦了不少。最后用守坟人之口，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全家自尽图，用血淋淋的事实向封建军阀进行了控诉。

　　如果我们联系志摩1928年12月23日写给妻子陆小曼的信中所说：“地在淮北河南，天气大寒……此一带老百姓生活之苦，正不可以言语形容。……即在车上望去，见土屋墙壁破碎，有仅盖席子作顶，聊蔽风雨者，人民都面有菜色，镶手寒战，看了真是难受。……我每当感情动时，每每自觉惭愧，总有一天我也到苦难的人生中间去尝一分甘苦。”志摩良心的天平秤一直是倒向劳动穷苦大众一边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严酷的现实生活给了作者巨大的冲击力，使他的人道主义进一步升华，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珰女士》是以胡也频与丁玲在1931年初那一段生活为写作原型的。胡也频在上海被捕时，志摩曾设法营救，胡也频遇难后，志摩又设法资助丁玲，让她与沈从文一起逃离险地上海。

　　珰，是玎玲珰的谐音，暗示丁玲；蘩的原型是胡也频，黑的原型则是沈从文。《珰女士》虽因作者罹难而成未完稿，但小说的褒贬倾向已很明确。小说通过珰女士的心灵窗户，反映两组对立体，一方面以珰与蘩为代表，他们为铲除贫穷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机敏的性格，挚爱、崇高的品质，与卑劣、丑陋、险恶的社会为一组，又以黑的真挚情义和卖身求荣的崔为另一组对比，使忠奸善恶昭然若揭，字里行间充满一股浩然正气。

　　有人认为这篇小说说明志摩后期的思想已倾向无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徐志摩不可能有这种境界，因为他把人就看做人，而不是用阶级和党派来区分的，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痛恨一切强暴、杀戮和卑劣行径，而对弱小的、穷困的、被压迫的人，一直给予同情和支持。但这篇小说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一贯反对暴力行为的志摩，却支持蘩联络同志去斗争，这对他来说，确实是具有突破性的。我认为这篇未完稿的重要性在于他思想上的突破，在于他从浪漫主义迈向现实主义的转折。而在艺术上由于理性的东西过多，削弱了个性特色，反显得平平。

　　五

　　本文第二节里我曾谈及志摩留学欧美四年，结识了不少欧美文人学者，回国后他又两度赴欧美及印度、新加坡访问旅游，他不仅翻译小说，也翻译了不少诗。他还介绍了西方文化名人、西方哲学、西方美术及当时在国内还鲜为人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时他又把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及书法、篆刻、国画及中国风俗介绍给西方，所以我一直认为徐志摩称得起是中西方文化的使节。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志摩早期就认识到小说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效应，所以他的翻译也是有选择有目的。从他的精神内核来看，他受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是与封建主义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神学相对立的，它倡导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讴歌自由、恋爱和大自然。

　　他译《赣第德》，他认为《赣第德》是中国的《镜花缘》，他要用理想这面镜子来反照社会的丑恶、凶险；他译《涡堤孩》，他就要讴歌伟大的恋爱；他译曼殊斐尔的作品，他是要介绍曼殊斐尔的纯粹文学：这对当时中国社会来说仍有启蒙教育性质和先导作用。

　　他在翻译的态度上是严肃的，这从他的《征译诗启》中就可以看出，他虽用文言文译过诗，但浅尝辄止，他主张用白话文译，他在译文方面，直译的显得生硬，而意译的都很精彩。

　　现在研究徐志摩的人越来越多，从最近日本、法国等国的友人来访中，我了解到徐志摩在海外也引人瞩目，而小说是他创作生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今天出版他的创作与翻译小说，我认为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