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抢米事件风云起

在中共川康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由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等革命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当局黑暗统治，深受成都地区群众的欢迎，使群众抗战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因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到了1939年1月，国民党便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0月又颁发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两份反革命文件，严重钳制了地下党的活动，同时也给地下党提了个醒。

到了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中旬，也就是公元1940年春，成都粮米出现紧张局面，几乎到了令人恐慌的地步，粮价不仅仅涨到了60元以上，而且有钱也特别难买到。

爱搞阴谋诡计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军统特务头目康泽、贺国光会同军统川康区区长兼省特委秘书、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与宪兵二团团长周竞人等共同密谋策划了成都“抢米事件”，一次打击迫害成都地区共产党员的阴谋也随即出笼了。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能够栽赃共产党，使共产党背上黑锅，从而达到清洗政敌的目的，又可以争取到地方实力派人士对国民党的支持。于是，贺国光便叫行辕军统调查科科长廖宗泽拿了一些钱，收买了一些成都兵痞、流氓、特务，同时发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以最快速度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抢米”敢死队。

到了1940年3月14日傍晚，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行辕军统调查科科长廖宗泽让300多名兵痞、暴徒、特务、流氓假扮成老百姓，有的假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