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赵的老公叫建平，以前是厨师，现在贴瓷砖。

　　他五点半起床。这个点起床的，要么是上早班，要么是心里有事，他两样都占。厨房的灯是拉线的，一拉，“嗒”一声，比闹钟先响。

　　灶台上放着两个饭盒。她那个是不锈钢的，圆胖，盖子上有一圈洗不掉的黄边；他那个是塑料的，方，能装，是装修队发的。两个盒里的菜一模一样，连葱花的数量都差不多。他不是不会算，他是故意的。

　　他做菜不看表，看火。青菜下锅，响一声，数三下，起锅。这套手艺是他在饭店后厨练的，练了七年，后来不用了。

　　那家饭店在南湖边，做本帮菜。老板是个精明的老头，生意好不好都骂人。建平从打荷做到炉头，工资从八百涨到四千五。再往上就上不去了——炒锅就那几口，位置就那几个，老板的小舅子还在排队等。

　　转行那年他二十七，豆豆还在小赵肚子里。

　　“一个月四千五。”他跟小赵算过这笔账，“孩子生下来，奶粉钱都不够。”

　　“那你去装修。”

　　“装修一天三百。”

　　“那没活的时候呢。”

　　“没活的时候我在家做菜。”

　　结果他真在家做菜。装修的活不稳，有时候一个月三千，有时候一个月一万，看天气，看包工头，看嘉兴的楼盘开不开。没活的那几天，他一天做两顿，做得比饭店还规矩。小赵说你不挣钱。他说我这不是把你养胖了吗。

　　他的手是两双手。切菜那双手，左手食指尖上有一道旧疤，是二十岁那年片鱼片留下来的，如今被瓷砖磨粗了；贴砖那双手，指节比从前大了一圈，指甲缝里永远有一点灰，洗得掉颜色洗不掉印子。他自己倒不觉得。他说切菜和贴砖是一回事，都要手稳，都要知道下一刀在哪儿。

　　六点差一刻，小赵出门。豆豆还在床上，睡成一个团。她隔着被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说上学要迟到了。豆豆把被子往上拉，拉到头顶。

　　建平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手上还沾着水。“你走吧，我来。”

　　他先装她的那一盒。菜装进去，用勺子往下压，压得实，最后把汤汁沿着盒边淋一圈，一点不洒；装自己那盒就随便了，扒拉两下，盖上盖，扣上卡扣，往包里一塞。

　　“你的多。”小赵说。

　　“你走得多。”

　　她的包是帆布的，印着一个建材品牌的标志，建平从工地拿回来的赠品。包里有手机、钥匙、一支三年没用完的口红、两个饭盒。饭盒是刚装的，还温着，把包坠成一头重一头轻。

　　楼道里的灯坏了两盏，三楼和四楼中间那盏一直是黑的。她下去的时候扶着扶手，扶手是铁的，凉。这栋楼是九几年建的，五楼，没电梯，她一住六年，豆豆从抱在手上住到会自己上下楼。

　　KFC离她家十分钟。骑车八分钟，走路十四分钟，她一般走，走快一点十二分钟。这条路她走了三年，哪块地砖是翘的，哪一级台阶高半寸，她脚底下有数。

　　早班六点到。指纹打卡的机器认人慢，有时候要按三回。小赵说这机器跟人一样，早上起不来。吴姐从后厨探出头说，它比你准时。

　　班次是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中班十点到六点，晚班两点到十点。小赵基本排早班。不是她抢的，是她要的——两点下班，四点去幼儿园门口，中间这两个钟头够她回家睡一觉，再起来洗个头。

　　建平赶不上四点。工地上收工没个准点，一块砖贴到一半不能停，一停就得重来。两个人里必须有一个四点钟站在幼儿园门口，这个位置三年都是她的。

　　三年前她进这家店，是朋友带进来的。那会儿她刚把豆豆送回老家待了半年，回来找工作。她先去了一家服装厂，计件，手脚快能多挣，但赶货的时候要连着加班到十一点，第二天照常到。她问管事的能不能固定上白班，管事的说这得看货。

　　她又去了一家超市，理货，早班中班轮着来。排班写在纸上，贴在更衣室，一周一换，谁想换班自己找人换。

　　她最后选了KFC，理由就是这个。班次是排出来的，提前一周就知道，白纸黑字贴在员工准备室里。装修的活不是这样，装修的活是明天早上一个电话。

　　一个家里，总得有一样东西是能提前知道的。

　　员工准备室墙上贴着这个月的排班表，A4纸，横着印的，格子里填着名字和班次。小赵那一栏从上到下基本都是“早”。她刚来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名字描一遍，现在不用了，看一眼就知道明天几点上班。

　　开机是每天的规矩。咖啡机开起来要自检，嗡嗡地响一阵，屏幕上跳几行字，得等它自己走完；汽水机的糖浆头昨天夜里泡过，今天要先放一小杯可乐出来，尝一口，尝气足不足；制冰机满了要铲，冰铲用完要泡消毒水，这是死规矩。这三样做完，差不多六点十分。

　　做完她才有空喝口水。她那个保温杯是大的，杯身上贴着几张幼儿园发的小贴纸，一张恐龙，一张星星，贴得歪，边角翘起来。三年了，她没撕。

　　小赵在总配。总配这个词听着体面，其实就是搬。后厨把东西做出来，她配上、包上、码到出餐台；出餐台满了，往备餐架上码；骑手来了，她从架子上把袋子抽出来，报号，递过去，再抽下一个。总配的人手上空了也得顶柜台，谁空谁上，这是店里的规矩。

　　她的本事是两只手从不空着。左手一摞杯子，右手一摞袋子，从总配走到出餐台，中间要过一道门槛，门槛边上有一块地砖翘着，别人绊过，她没绊过。不是运气好，是她每一步都落在同一块砖上。

　　小赵的手是另一回事。手小，手指短，指腹上有一层薄茧，是抓袋子抓出来的。右手虎口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收银机的抽屉夹的，夹过一次，再没夹过第二次。她不涂指甲油，总配要碰吃的，指甲长一点都得剪，她剪得比规矩还短。

　　十月里的一天，星期三。这天单不多，显示屏上的订单慢慢往下翻，一屏一屏的，不急。

　　小赵喜欢星期三，也扛得住星期四。

　　上午十点多，阿杰趴到取餐窗口上，伸手要他的单。

　　“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还没到。”小赵说，“你急什么。”

　　“我不急，我车急。”

　　“你车比你勤快。”

　　阿杰嘿嘿笑了两声，靠在窗口上不走，眼睛往出餐台上瞟。小赵把二十三号的袋子推出来，顺手在他手背上拍了一下。拍得不轻，阿杰缩手，说赵姐你打人真疼。小赵说疼就对了，疼了你才记得拿。

　　十一点前来了个顾客，买原味鸡，说不要鸡胸，鸡胸柴。

　　“原味鸡就长这样。”小赵说。

　　“那你们能不能专门给我炸个鸡腿。”

　　“能。”小赵说，“你等两天，我养一只。”

　　顾客愣了一下，笑了，最后买了三块。小赵收完钱，回头跟林小满说，这种人你跟他讲道理没用，你得让他自己觉得没道理。林小满说记住了。

　　骂完人，她顺手把旁边骑手的水壶拿过来，拧开盖，去饮水机那儿灌满，拧上，放回车把上。

　　“赵姐我自己来。”

　　“你自己来你就渴着吧。”

　　骑手没再说话，笑了笑，把车推出去。小赵转身进总配，抹布搭在肩上。她的抹布有两块，一块擦台面，一块擦机器，从来不混，擦机器那块洗得发白，边都毛了。

　　周远那天来了两趟。第二趟在取餐窗口等单的时候，他看了一会儿小赵的手——她一只手拆袋子，一只手贴标签，标签贴得正，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贴完把袋子往台上一立，立得住。

　　“赵姐。”

　　“嗯。”

　　“你手怎么这么快。”

　　“快三年了。”小赵说，“你干三年你也快。”

　　三年下来，她比谁都清楚下一步该干什么。出餐台上还剩几个袋子，她一眼就知道备餐架上还码着几层；饮料机的声音一变，她就知道哪桶糖浆快空了；谁手上的活快完了，她就把下一件递过去。

　　这些没人教过她，是站出来的。

　　中午十一点五十，她去热饭盒。

　　微波炉在员工准备室，门是铁皮的，上面贴着一张纸，“热饭请加盖”，字歪，最后那个“盖”字的最后一横拖得很长。三年里她贴过三张，前两张都被撕了——有人热鱼，整个准备室一下午进不去人。第三张她贴在微波炉正中间，谁要用，就得对着它。

　　微波炉转两分钟。她站在前面等，不玩手机。嗡嗡的声音，玻璃转盘转一圈，停一下，再转一圈。饭盒在里面，看不清，只能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影子在转。

　　排在后面的阿杰等得不耐烦，说赵姐你这个饭盒是不是比别人的沉。小赵说沉的是菜，不是盒。阿杰说那我看看。小赵说你看你就没得吃。

　　准备室里有时候还有别人。这天是圆框眼镜那个女员工，热一个玻璃盒，里面是昨晚剩下的半份番茄炒蛋。她看了一眼小赵的饭盒，说赵姐你这菜看着像饭店里的。

　　“就是饭店里的。”小赵说。

　　“谁做的。”

　　“我老公。”

　　两分钟到了，她把饭盒拿出来，烫手，拿抹布垫着，端到总配后面的小台子上。台子只有半米宽，旁边摞着一箱没拆的可乐糖浆。

　　今天的菜是青椒炒肉，另加一个荷包蛋。蛋是煎的，边上焦了一圈，中间还软。这个荷包蛋他煎了七八年，手艺没退。

　　星期六店里管员工餐，三十六块以内不要钱，大家凑在一起点，点得比平时讲究。平时大家各吃各的：阿杰多半叫一份盖饭，吴姐从后厨自己弄，林小满吃员工价的小食。小赵不一样，她每天带饭盒。

　　她打开手机，对着饭盒拍了一张照片。拍的时候把荷包蛋挪到中间，挪得很随意，看得出是挪过的，又不像是为了拍照才挪的。

　　过了两分钟，建平回了一张。工地上，一个塑料饭盒放在一摞瓷砖上，盒里是一样的青椒炒肉，一样的一个荷包蛋，边上焦一圈。背景里有灰，有半截电线，有一双沾了水泥的手套。

　　菜一样，饭一样，时间也差不多——十二点，他在工地吃，她在店里吃。

　　阿杰端着餐盘路过，看见了。“你们两口子还互相发照片？”

　　“发。”

　　“发这个干什么，又不是没见过。”

　　小赵把手机扣在桌上。“我们一天就一起吃这一顿。”

　　阿杰愣了一下，端着餐盘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那你这荷包蛋煎得挺好。”

　　“他煎的。”

　　“那更好了。”阿杰说。

　　小赵把肉和饭拌在一起，一勺一勺吃。她吃得快，但每一口都嚼够，饭盒见了底，她把盒底剩下的那点汁用最后一勺饭蹭干净。这个动作是从小养成的，改不掉。

　　去年有人给她介绍过另一个店，值班经理，一个月多八百。那边的人事说得挺好听，说小赵你这个条件，站柜台可惜了。

　　她回来跟吴姐说了一声。吴姐说多八百你怎么不去。

　　“去了谁接豆豆。”

　　“让建平接。”

　　“他接不了。”

　　吴姐没再问。她自己也清楚，后厨那口锅，说走就得走，说不走就得等到天黑。这两样都不是接孩子的人该有的班。

　　小赵不是没算过这笔账。她算过很多回。装修挣的是浪，一波一波，来了家里宽敞，不来就勒一勒；她这四千多是河底，不动，但一直在。一个人得待在河底，另一个人才能去追浪。要是两个人都去追，豆豆就跟着漂。

　　这笔账她算得清楚，所以她三年没动。

　　建平接活靠一个包工头，姓孙，人不坏，就是话不算数。说好八点开工，九点才来；说好一栋楼做半个月，做到一半楼上水管漏了，又得停三天。天一下雨就贴不了砖，雨停了也不能马上贴，得等墙干。

　　小赵问过他，这个月能拿多少。

　　“不知道。”

　　“那你估个大概。”

　　“大概三千五。”

　　那个月他拿回来七千二。后来小赵就不问了。她只管自己那一份，算得清清楚楚，剩下的交给运气。

　　下午两点，她下班。走之前把饭盒洗了，倒扣在备餐台上晾着。不锈钢的，倒扣着像个小小的头盔。饭盒盖的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豆豆两岁时拿勺子敲的，敲了十几下，敲出一道白印。那阵子他接的活少，晚上回来得早，抱着豆豆在厨房里转圈，转得豆豆直笑。

　　出门的时候她顺手把微波炉门上那张纸按平了。“热饭请加盖”的“盖”字，最后一横还是拖得很长。

　　她骑车回家，路上顺手买了两个西红柿。到家先睡一觉，三点四十起来，四点到幼儿园门口。豆豆的书包上挂着一只塑料恐龙，跑起来一颠一颠的。

　　豆豆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妈妈，今天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爸爸炒的。”

　　“那你得等他。”小赵说，“他今天有活。”

　　豆豆叹了口气，说那又是蛋炒饭。

　　“蛋炒饭怎么了。”

　　“你炒的没有他炒的好吃。”

　　“那你别吃。”

　　“我要吃。”豆豆说，“就是没他炒的好吃。”

　　小赵在他头上按了一下，没说话。

　　晚上建平回来，身上有灰，也有水泥的味儿。他把衣服脱在阳台上，进门先去洗手，洗到指甲缝里看不见黑。豆豆已经睡了。蛋炒饭给他留了一碗，扣在锅里。

　　两个空饭盒并排放在灶台上，盖子敞着。他一边扒饭一边说明天想吃啥。

　　“随便。”

　　“那就还做青椒炒肉。”

　　“行。”

　　五点半，天还没亮，厨房的灯一拉，“嗒”一声，两个饭盒重新装满。他们一天一起吃的那一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