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束港片的光，照亮了我半世人生

一九九一年底的风，是铁灰色的，带着蜀地冬日特有的、能钻进骨缝里的湿冷，在什邡雍城的老街旧巷间呜咽穿行。它卷起地上焦枯的银杏叶，也卷动着空气中一种看不见的、灼热的躁动。那是一种名为“下海”的潮声，正从遥远的南方海域一路轰鸣北上，拍打着内地每一颗不甘沉寂的心。我那时端坐在德阳泰山南路市委临时第三办公区，德阳市文联那间充满书卷气的办公室里，和现在定居德国的一位大姐一起办公。窗外是程式化的安宁，手里捧着的，是世俗眼中的“铁饭碗”。可潮声是关不住的，它透过窗缝，渗过门隙，日夜在耳畔低语、鼓噪，搅得人心若春水，再难平静。

然而，当“停薪留职”这滚烫的四个字终于挣脱唇齿的束缚，落在父母与亲戚惊愕的餐桌上时，换来的却是一阵疾风骤雨。“不务正业！”“安稳日子烧的？”“那是文化人该去蹚的浑水吗？”那些关切与忧虑织成的网，比蜀地的冬雾更沉，更密，几乎叫人窒息。我望着他们眼中真切的惶恐，仿佛我要奔赴的并非一场追寻，而是一次危险的失足。那时街头，“公司”如雨后的菌子般冒出来，皮包晃动，名片纷飞，空气里满是金属与欲望初萌时生涩的气味。人人都在谈“搞活”，谈“挣钱”，那词汇像一枚枚崭新的硬币，在阳光下反射着诱人却也刺眼的光芒。

真正将那枚虚悬的硬币，砰然一声钉入我命运轨迹的，却是一束银幕上的港岛之光。那是一个闲散的午后，我与文联的同事，像两条避开主航道的鱼，滑入了电影院暗蓝色的怀抱。片名跃出：《开心三响炮》。没有厚重史诗，不见刀光剑影，只有三个被生活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