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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文，又在写文章？”我坐在宿舍一尺高的塑料凳子上，身子伏在一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可收缩的合成板桌子上，正思考写作的思路，就被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打断了。一个阴影挡住了我写字的本子，光线为之一暗。除了声音，我能够感觉到一个体积庞大的家伙站在门口，阴影铺天盖地而来。我能够想象到，他的视线从桌子上一路扫过，最先看到的是我愁眉苦脸的表情，然后是桌面凌乱的书、纸、笔。

闻声识人，我知道那是我宿舍的同事杨洪。杨洪是我的老乡，和我做一样的工作——丝印。我是去年来到这家工厂的。来的时候，才十六岁，严格地说，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童工。于正规的工厂来说，童工是绝对不能要的，因为一旦被劳动部门查处，将面临巨额罚款。深州虽然是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它最初的起步就是靠工厂、靠制造业起来的。此时的深州，工厂还是大量地存在，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不按劳动法的小厂，我所在的就是一家不按劳动法的小厂。劳动部门与工厂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民不告，官不究。他们之间，大概就是如此。杨洪到这家工厂已经工作五年了。五年前，他是一名丝印工；如今五年过去了，他还是一名丝印工。如果不发生奇迹，在这座“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城市中，杨洪这辈子永远是一名丝印工了。对此，他总是闷闷不乐，走到哪里都是一名怀才不遇的“愤青”。在他的眼里，领导们都是傻逼。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是杨洪经常在宿舍发出的感慨。领导们只看功劳，不看苦劳。这些浅显的道理，杨洪刮了五年的丝印，还是没有刮明白。

我知道杨洪接下来会说什么，于是轻轻地“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