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洼地与微光

窗台上的薄荷又抽出了新叶，嫩得能掐出水来。我浇了点水，水珠在叶片上滚了两圈，坠进陶盆里，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楼下的香樟树影摇晃，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投在教案本上，像谁用铅笔轻轻划了几道。

这棵香樟，是这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在三十多年前栽下的。而彼时的这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办高校，扎根在长三角腹地一处极易被忽略的小三线城市，地理位置堪称矛盾的集合体。它身处江南温润的水土里，四面被上海、南京、杭州三座繁华都市紧紧合围，像是被黄金地带圈出的一块洼地，明明背靠中国经济最活跃、教育资源最富集的长三角板块，沾着改革开放浪潮的边角，却始终陷在闭塞与滞后的泥沼里，连带着校内的一切，都透着一股在时代洪流里进退两难的畸形感。它太过不起眼，资质平平，底蕴浅薄，既无百年名校的厚重积淀，也无特色院校的亮眼标签，在教育部密密麻麻的高校名录里，得耐着性子翻上许久，才能在一众光鲜院校的缝隙里，寻到它潦草的名字，稍不留意，便会被径直掠过，仿佛从未存在。

这座小城算不上穷乡僻壤，没有西北戈壁的苍凉，也没有深山腹地的闭塞，江南的灵秀给了它先天的温润底色，穿城而过的小河淌着清冽的水，青石板路藏着老时光的痕迹，春日有漫天纷飞的柳絮，夏日有满池亭亭的荷花，秋日桂香漫城，冬日偶有薄雪覆瓦，单论景致，尽是江南小城的婉约精致。可这份雅致，却难掩发展的滞涩与尴尬，它夹在上海、南京、杭州的辐射圈里，成了典型的“灯下黑”地带——三大都市虹吸效应太过强劲，把周边的人才、资源、机遇尽数吸纳，这座小城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交通规划常年滞后，一条主干道修了又补，却始终没能接入长三角核心交通网，去往上海需辗转两趟车程，到南京、杭州也得耗上大半天，明明直线距离不算遥远，却因交通梗阻，硬生生与繁华割裂，成了一座“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的孤城。

早些年，小城也曾借着长三角的东风，有过短暂的热闹，靠着几家传统加工厂撑起地方经济，城里的年轻人不用远走，便能寻到营生，日子过得安稳又踏实。可随着时代更迭，上海的金融商贸、南京的科教产业、杭州的数字经济飞速崛起，产业升级的浪潮席卷而来，小城那些技术陈旧、产能低下的传统加工厂，在激烈的竞争里接连倒闭，没有新兴产业愿意落脚，也没有足够的政策扶持与资源倾斜，地方经济一落千丈，渐渐没了往日的生机。没有了产业支撑，就业岗位便成了稀缺品，年轻人骨子里的闯劲与对更好生活的向往，让他们不愿困在这座日渐沉寂的小城，一批又一批劳动力强者、有想法有学识的年轻人，背着行囊奔向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他们在异乡扎根、打拼，很少再回小城定居。

人口的大量外流，成了小城没落的催化剂。留在城里的，多是老人、孩童与守着老宅的中年人，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整座城市的节奏慢了下来，慢到渐渐生出了暮气，更滋生出了保守与闭塞的风气。长久以来的发展滞后，让当地人见惯了安稳，也磨平了进取的心思，他们习惯了按部就班的日子，不愿接受新鲜事物，更不敢轻易打破固有格局，凡事讲究“不出错”，遇事偏爱“守旧规”，小到家长里短的抉择，大到地方发展的规划，都透着一股畏首畏尾的怯懦。思想的固化，比交通的闭塞更可怕，他们明明能从电视里、网络上，看到隔壁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长三角其他城市借着东风一路腾飞，却始终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或是觉得“那些好东西，落不到我们这儿”，既向往外界的繁华，又不愿主动做出改变，这种矛盾的心态，浸透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也深深影响着扎根于此的这所公办高校。

这所高校的诞生，本是地方为了填补教育空白，给小城及周边乡镇的孩子，提供一个求学深造的去处，初期也曾靠着一份朴素的办学初心，撑起过一片天。可它从诞生起，就没能挣脱地缘带来的桎梏，受限于小城的经济实力，办学经费常年紧张，校舍修建得简单粗糙，几栋教学楼是几十年前的老建筑，墙面早已斑驳脱落，墙角爬满了青苔，窗户玻璃上布满划痕，一到刮风下雨，窗框便吱呀作响；操场是简陋的水泥地，跑道早已开裂，体育器材寥寥无几，且大多锈迹斑斑，勉强能用；图书馆的藏书量少得可怜，多半是过时的旧书，最新的期刊更是稀缺，难以满足师生的求知需求。师资力量更是薄弱，名校毕业的人才，大多不愿来这座闭塞的小城任教，留下来的教师，要么是本地出身、图个安稳，要么是资历尚浅、暂作过渡，久而久之，形成了“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恶性循环，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固化，很难跟上教育发展的新步伐。

更让人无奈的，是弥漫在校园里的保守风气，受小城整体氛围的影响，学校的管理者大多墨守成规，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不求创新突破，只求安稳度日。他们深知学校身处夹缝，却从没想过主动突围，既没能借力长三角的教育资源，搭建起与周边名校的交流桥梁，也没能结合地方特色，打造专属的办学亮点；面对教育改革的浪潮，始终抱着观望态度，别人推行新的教学模式，他们怕出问题不敢尝试，别人拓展校企合作、国际交流渠道，他们觉得“不切实际”不愿迈步。师生们也渐渐被这种氛围裹挟，学生们大多抱着“混个文凭”的心态，缺乏进取动力，很少有人主动追求更高的学业目标，想着毕业后能在小城找份安稳工作便好，或是跟风奔赴大城市谋生，却因缺乏核心竞争力，大多只能做些基础工作；教师们日复一日按着旧教案授课，缺乏教研热情，渐渐磨平了初心，连带着这所高校，也渐渐失去了生长的活力，成了长三角教育版图里，一块被遗忘的“边角料”。

可它骨子里，又藏着一丝不甘于沉沦的倔强，这份倔强，源于长三角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时代基因。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时，这座小城虽步履迟缓，却也沾了几分气息，网络普及后，城里的人能轻易看到外界的繁华，高校的师生，也能通过线上渠道，接触到最前沿的教育理念与学术成果；偶尔会有在外打拼的本地人回乡，带来大城市的新鲜见闻，也会有少数敢闯敢试的年轻人，试着把外界的新想法带回小城。这所高校亦是如此，即便经费紧张、理念保守，却也有一批心怀教育的教师，默默关注着行业动态，渴望能提升教学质量；有一批不甘平庸的学生，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地缘的桎梏。它就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植物，一边被贫瘠的土壤、闭塞的环境死死压制，一边又借着微弱的阳光与雨露，拼命扎根，在畸形的生长环境里，艰难维系着一丝生机，既困于地缘带来的种种局限，又从未彻底断绝向上生长的渴望，这份矛盾，恰恰成了它日后能被苏荷撬动、能实现破茧重生的隐秘根基——它从未彻底腐朽，只是缺一个打破桎梏的引路人，缺一次直面困境、奋力突围的契机。

周边的上海、南京、杭州早已是高校林立、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名校们凭借优质资源、开阔视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反观这所小城的高校，却在夹缝里日渐衰败，成了长三角繁华教育图景里的一道违和裂痕。没人曾寄予它厚望，没人觉得它能摆脱“籍籍无名”的宿命，可谁也没想到，这份藏在夹缝里的困局与矛盾，这份被地缘桎梏的窘迫与不甘，终会在苏禾到来后，迎来彻底的逆转，从一座破败陈旧、无人问津的边缘高校，一步步蜕变成有特色、有实力、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学府，让这片被遗忘的江南洼地，也能绽放出耀眼的教育光芒。

苏禾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晚风卷着香樟的气息漫进窗来，将她飘远的思绪轻轻拽回眼前。望着那棵苍劲的香樟，她忽然想起人事处老张说的话，这是建校首届毕业生亲手栽下的树，陪着学校在这片江南土地上扎根数十年，而她，也在这样的光景里，拖着简单的行囊，成了这里的一员。记得那是1992 年的初秋，苏禾拖着一个蓝布包袱走进校门。包袱里裹着两件的确良衬衫、一摞英语教案，还有本被翻得卷边的《许国璋英语》。那时候的校门还是两扇铁栅栏，锈迹斑斑，门柱上挂着 “欢迎新教师” 的红绸子，被风吹得猎猎响。人事处的老张领她去英语教研室熟悉工作环境，路上指着一排红砖楼说：“苏老师，那是你们教研室的办公室，隔壁是学生宿舍，晚上能听见他们背单词。”

苏禾第一次上课是在三楼最东头的教室。木质黑板被粉笔灰糊得发白，讲台边堆着半箱蜂窝煤 —— 那时候冬天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都得生炉子。我攥着教案的手直冒汗，抬头时正对上三十多双眼睛，亮得像秋夜的星星。前排有个扎马尾的女生，笔记本上已经抄好了整页的生词，钢笔字娟秀得很。我讲课时，整个教室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偶尔有人举手，站起来时总要先欠欠身子：“苏老师，刚才那个时态，能不能再讲一遍？”

那时候的校园，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单词。清晨五点，操场边的白杨树下就站满了学生，捧着收音机练听力，声音裹在雾里，嗡嗡的像群蜜蜂。晚自习结束后，总有学生追着我到宿舍，手里捏着皱巴巴的《新概念》，问完语法又问留学申请。苏禾的宿舍在筒子楼二层，十二平方米，摆了张单人床就剩不下多少地，却总挤着七八个学生。她用煤油炉煮面条，多加几个鸡蛋，他们就着单词本吃得满头汗，说：“苏老师，等我们出了国，一定给您寄国外的教材。”

20世纪90年代的外语系，像个热闹的码头。老教师们多半是50年代留苏回来的，讲课时带着点俄语腔，却总把最新的英文报纸贴在走廊里，谁都可以拿去剪。苏禾刚入职时，带她的李老师快六十了，每天背个帆布包去图书馆，抄回来的资料能装满三个抽屉，全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她说：“英语是个活东西，得跟着时代跑。” 那时候评职称，看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是学生的托福通过率，是系里的出国交流名额。李老师一辈子没评上教授，退休时却收到了上百封海外来信，整整齐齐码在一个铁皮盒里，她说这是 “最值钱的家产”。

1994年夏天，系里装了第一台电脑。笨重的 CRT 显示器，开机时嗡嗡响半天，却能连上网查国外大学的招生简章。学生们排着队用，轮到谁了，就把写满问题的纸条塞给我，眼睛里的光比显示器还亮。有个男生，家在山区，每次来用电脑都带着两个馒头，从早坐到晚，后来真的拿到了耶鲁的全奖。走之前他来谢苏禾，从布包里掏出一个苹果，红得透亮：“苏老师，我妈说，这是家里最甜的一个。”

新世纪来的时候，校园里的变化像雨后的春笋，噌噌地冒。铁栅栏换成了电动门，红砖楼推倒盖了玻璃幕墙的教学楼，教室里装上了投影仪，苏禾的教案开始存在 U 盘里，再也不用手写得满手油墨。学生们手里多了 MP3，背单词用软件，练听力直接上外网。有次上课，苏禾提到《老友记》，底下哄堂大笑，说：“苏老师，现在都看《越狱》了。” 我愣了愣，才发现自己追不上他们的脚步了。

大概是到了1995的第一个学期吧，系里开始强调 “科研”。开会时说的都是 “SSCI”“影响因子”，评职称要看主持了多少项目，发了多少核心期刊。年轻老师来了，不再围着老教师问教学技巧，而是打听 “哪个方向好发论文？”等看似“利己”问题。有次苏禾去李老师家，她指着堆在墙角的旧书叹气：“现在的年轻人，连《牛津高阶》都懒得翻了。” 她的铁皮盒里，已经很久没添新信了。

这些年，苏禾眼看着校园里的“热闹”换了模样。以前走廊里讨论的是“这个句型怎么用”，现在聊的是“这个项目能不能立项？”；以前学生找老师，是问 “怎么写申请信?”，现在是问“能不能加学分？”。有个刚入职的姑娘跟我说：“苏老师，您还带非英语专业学生啊？费力不讨好，不如多做点横向课题。” 苏禾看着她手机里的论文模板，突然想起李老师抄资料时，笔尖在纸上划出的沙沙声。

去年冬天，苏禾在教务处整理档案，翻到1985 年的学生名册。泛黄的纸页上，每个名字旁边都记着 “托福 620”“GRE2200”，字迹是李老师的。突然收到一条微信，是那个山区男生发来的，他现在成了大学老师，说：“苏老师，我带的学生里，有个孩子跟我当年很像，我把您教我的，都教给他了。” 附了张照片，教室里的投影亮着，他站在讲台上，背后是一块写满单词的白板，像极了刚来这所学校的我。

前几天上课，有个女生在课后拦住苏禾：“苏老师，您看我翻译这段行不行？” 她的笔记本上贴满了便利贴，红的黄的，记着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窗外的香樟树影落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像极了当年那个扎马尾的女生的苏禾。

这四年，我好像总在跟 “变化”赛跑。从煤油炉到微波炉，从收音机到MP3播放器，从手写教案到PPT课件制作，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校园拆了建，建了拆。可有时候看着那些捧着书在树下背书的学生，听着走廊里突然爆发的笑声，又觉得什么都没变 —— 那种对知识的渴望，那种眼睛里的光，和 1992 年的秋天我刚进校时一模一样。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太功利了。可苏禾总想起李老师说的，英语是活的。时代也是活的吧，会有新的浪潮，新的规矩，新的迷茫，但总有些东西是沉在底下的，像河床里的石头，不声不响，却撑着整条河的走向。

薄荷的叶子又动了动，大概是风又来了。楼下传来学生的笑闹声，夹着几句英文，清脆得像风铃。苏禾拿起桌上的教案，明天要讲的课文里有句话：“All changes, even the most longed for, have their melancholy.” 或许吧，但 melancholy 里，总藏着点别的什么，比如窗台上的薄荷，比如几年前那个蓝布包袱里，没说出口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