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策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慕容翎儿，让他打破自己的行事计划，他是真的闲的没事干。到处跑跑四处逛逛，最终一天后，倒是回了宫。 慕容翎儿要给自己放假，是怕自己猝死在每日的繁杂政事里。但林策自己清楚，只要慕容翎儿不要没事喂自己吃些，奇奇怪怪的毒药，林策觉得自己还是能活很久的。 回了宫，日子已经来到了十二月中旬。双相改革的事，是做得很好的。 或者说，是慕容相做的很好。王相呈上来的那些折子，不是问的就是问西、不是要钱就是拿物，说着这些不行那些缺，单纯就是干活不积极。 慕容相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制衡监督的作用。这个监督不是名义上的监督，而是大家潜意识的共识。既然皇帝分派同样的事给你们去做，同一份试卷，为什么考出的成绩却又如此大的一个变化。 林策其实并不在意王相考了多少分，将那些改革之法交给他，就是为了在某些程度上减轻慕容相的压力。 例如体制改革中有涉及到削减敌方开支、削减甚至辞退没有必要的官职，不要造成整个办公流程的臃肿，稍微把这个效率给提一提。 当然你要砸人家的饭碗，当然是有人会不同意的。如果这件事单独是慕容相去做，定然会遭受到极大的阻碍，但这件事是王相和慕容相去做，那就没人发牢骚了，也找不到地方发牢骚。 想要打小报告，也要能找到人啊。他们能找谁，难道找皇帝吗？ 还真有人找上皇帝了。 “陛下，设度节是大夏开国以来就有的传统，这般去掉，怕是不合祖制。” 自从慕容相在朝中有意无意间，展露出的归安皇帝的一些的态度后，林策如此在朝堂上的威望，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架空皇帝了。 有了慕容家，就是有了朝堂一半势力。即使这些事还是为慕容家做事，但有了这层关系，以往那些寄身于慕容家下的保皇派，这次却是能光明正大的站出来了。 皇帝陛下近来颁布的政令，哪一条不是为国为民，虽是过程有些让大臣们不理解，但从渐渐展露的结果来看，皇帝陛下的这些政令，是真正能做到起效的。 善施的银子到位以后，京都的街道上已经很少见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街道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良好的维护，而用的人也是那群难民，没有给工部带来太大的人员压力。 又能解决难民的吃饭问题，又能给他们找到一份临时的活路，这本是很简单的事，可以前都没人去做。 毕竟这每一项看起来，都是很消耗银子的。而皇帝陛下哪来的那么多银子，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到皇帝陛下自从抄了几次家。 既然人家要跟林策讲传统，林策差不多都快把宫里的史籍看得差不多了，谈起历史，特别是皇家历史，这群老家伙知道的，估计是没林策多的。 林策问：“既然谈到传统，那么可知，几十年前还有一项节日渡水日，每每到那天百姓散水驱灾，清凉解暑。而赵侍郎又可知，为什么这项几百年的传统，到了今日却又没再有了。“ 赵侍郎思考了一下，这些历史之事，为官的人都是知晓一二的。 “回陛下，印宗时天下大旱，朝廷无奈出此一举。“ “那么赵侍郎就可想一想，如今大夏的朝堂官职，算是大旱还是雨露？“ 皇帝陛下说话总是这般一阵见血，有些装着糊涂，有些时候却也什么都不顾及。可他的每一句话，引经据典、结合当今局势，说得百官又无法反驳。 赵侍郎退下，也就没人上前再参奏此事。 林策关于此类的问题，也是听得烦了。这些朝臣交代下去的事办事不积极，自己提出什么意见，都总爱犯毛病上来提个鉴意。 若是自己只是一个没穿越的正经皇帝也就算了，毕竟受时代所限思想上肯定有很多思想限制。可自己不是当世人，这些提出的经验，都是几千年老祖宗总结下来、有多众多实践案例的。 林策再蠢，抄作业还是能抄好的。 不过好信息是，最近堵他话的大臣少了很多。那些御史大夫倒也是安静了好多。 王相自从林策当上假皇帝以来，没有林策意想中的那样，做出剧烈的反扑的事。那些政令实施的顺利程度，都让林策认为这家伙是不是老糊涂了，或者是改邪归正什么的，林策是死都不信。 黎明前的夜是最黑的，大夏的现状，离着天亮，是还有很多距离的。 林策刚刚欣慰没人惹事，就有人对一些政令提出了意见。 “陛下，臣深思夜想，实在不懂这‘政事公开‘一事，是有何深意。“ 所谓的政事公开，是林策提的意见，将朝廷的每一项政令、措施、改革，或者将要施舍还没有确定的改革，都叫人编撰一份文书信息，张贴京都各告示栏。 甚至要专门找人到勾栏酒楼之地，开出官方的一个台子，专门传输、给人讲解这些政令。具体是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 “既然是治国安民，朝廷做些什么，百姓自然有知道的权利。“林策解释。 “可百姓知道不知道，却也不会对政令的施舍产生变路，次等政令先皇爱民拥民，也是又所施舍，但民间百姓多愚，知晓于不知晓，他们也分不出一个好坏。“ 有人提出了意见，自然只有另外的人出来帮衬。 “陛下，臣也以为此事不可。陛下前刚有政策节省开支、缩减办事公员，这事若又要去做，岂不是与陛下的政令背道而行？“ 林策的这项政令，一来是实行政制公开，给民间的百姓一双眼睛，算是对朝中的贪腐腐败有所制约。二来政治宣传，听不懂就让人去教，不用让他们通彻，只需知晓对此，也算一种广泛的政治教育。 封建专权的时代，林策也没有想搞到西方希腊雅典时期的那一种自主，但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提到国家认同感，这些带来潜性的教育好处，是远远大过付出的。 可林策又不能这样和他们说，和一群封建老头子谈自主、谈政治教育，他们该是又要认为自己生大病说胡话了。 这就是林策最头疼最心烦的地方。自己知道自己下的每一道政令，都是基于前世的历史经验、与实际的社会考量，虽然不敢说对上百分比，但对上九成的信心他还是有的。 可作为一个皇帝，一个刚刚收回些许实权的皇帝，他又不能做到每一件事都只需要一声：我话说完，谁赞成？谁反对？ 要服众，就要解释。要解释，就要说他们听得懂的话。林策这些日子，都快是古译今的文字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