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柴火是空前的奇缺。麦秆、稻草、菜籽秆都要爬秤钩按“需”分配给各家各户，即一个人算一股，一头猪算一股。肥料投资则根据各队情况自定，或五十元一股，或一百元一股不等。毛猪和投资的股数，二者只取其一计算。就是这样，各家各户一年大都要缺三四个月的柴火。

　　按规定，只有场镇上的饮食店可以烧炭用囱灶，居民则烧蜂窝煤。蜂窝煤按居民供应，农民是买不到的。由于农民柴火不足，供销社按人按月向农村计划供应原煤。这样家家户户都挂上烟囱，烧起煤来了。可是，这供应的煤却一月比一月少。有了煤的凭票供应，余缺的调剂自然就使煤票有了“价值”，也就有了票证的“黑市”交易。市管会虽禁止票证交易，但明里暗里的票证交易依然存在。尽管有这样的余缺调剂，但也满足不了群众对柴火的需求，因为煤票价格固然高，但煤的数量却有限。至于想勤快一点，到沟边河边割点茅草做柴火，也非易事，因为那里早已是“三面光”（即沟、河边一个正面，两个侧面共三个面的茅草早已被割得一干二净）了。

　　那时逢阳历1日、6日才赶场（指农民赶集市），平日都在家务农，消息十分闭塞。怎么办呢？有一天出工，几个社员约我去彭县山里“推炭”（即买炭），说是现在好多人都是在那里推的。已是腊月月初，接近过年了，我们便商量好第二天去推炭的事。我们一行四人，年龄都在二十以上。我虽不算小，却没有他们精干，因为我不是“幼儿学”（指未读书，自小便在农村帮着干农活）的，我几年前初中毕业后才回乡务农。他们之所以愿意约我，大概是因为我为人和气，出门交涉、算账还算利索，有我同行一路，吃、住都不必太操心。

　　收工回家，我和父母、妻子、弟妹商量去推炭的事。父母、弟妹都很高兴，只有妻子一人默然，似有顾虑，或许是担心我风餐露宿吃苦吧！一家人算计一下，给了我十五块钱，然后在米袋里装了五六斤米，买炭钱和伙食盘缠都在内。

　　鸡叫头道了（那时没有钟表，起床时间以鸡叫为准），大概是晚上12点钟，我翻身起来，洗了锅，烧开了水，就拿了一把约一斤的干面下在锅里，煮好后挑起来放点生清油，加些家常豆瓣，稀里呼噜，竟把这一斤面吃得精光。吃完面不久，他们就都来了，我便给家人打了招呼，合上门，在清冷的月色中启程了。

　　夜是如此的沉静，霜风掠得人直打战。走了三四里路才渐渐觉得暖和。这时除了我们偶尔说话的声音和远处的鸡鸣声，就是推鸡公车的哐啷哐啷的声音。走完小路经过了青白江老街，就上了成彭公路。这是一条没有铺柏油沥青的碎石路，走在上面，听得远近的鸡开始乱叫，天快亮了，人也更精神了。稀稀落落又碰上了些早行的......